走出校園打通法律援助的“最后一公里”

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的兩年時間里，線上線下接待當事人、參加實踐活動，如今該校刑事司法學院2022級刑法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李群英已經接觸了100多位當事人。從志愿者到一名即將踏上法院工作崗位的新手，讓李群英有成就感的是，曾在法律援助工作站協(xié)助處理了不少生活中常見而又瑣碎的法律糾紛。

而這些看似“雞毛蒜皮”的法律糾紛恰恰最難得到妥善解決，長期積壓后成為社會治理的隱患?；蛞驑说慕痤~小，當事人很難找到律師代理；或當事人面臨經濟困難，支付不起律師代理費用。在法律糾紛的“角落區(qū)”，高校法律工作站里的青年一代正在成為打通法律援助“最后一公里”的新力量。

2024年6月，中央社會工作部、教育部、司法部印發(fā)《關于加強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務工作的意見》，其中提到重視和加強第二課堂建設，鼓勵和引導高校師生積極投身法律援助志愿服務事業(yè)，推動法律援助志愿服務與法學教育雙融雙促，提升法治人才培養(yǎng)質量，為發(fā)展法律援助事業(yè)、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如何建立穩(wěn)定有序的法律援助站，如何創(chuàng)新高校法律援助服務體系，如何讓法律援助志愿服務與法學教育相輔相成？中國政法大學從1994年成立準律師協(xié)會法律援助中心起，30多年來不斷創(chuàng)新機制，搭建“新樞紐”——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援助工作站，走出了一條服務社會和育人育才的發(fā)展之路。

一套接待1.8萬次當事人的高校案源處理體系

作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成熟志愿者，該校2023級民商法學專業(yè)的研究生張思彧已經熟練掌握了接待當事人的流程。2024年3月，一位視障人士聽身邊人提起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嘗試打電話前來求助。

通過電話、微信溝通，張思彧理清了案件事實：因經濟拮據(jù)，這位視障人士無法承擔獨立撫養(yǎng)孩子的費用，訴請前妻每月提供一定的撫養(yǎng)費來保障生活。但糾紛在于，前妻更希望由自己獨立撫養(yǎng)孩子，并聲稱無力承擔所要求的撫養(yǎng)費。

理清各方訴求，張思彧和團隊伙伴研究當?shù)乩Ь硟和难a貼政策，進一步確定由殘障人士獨立撫養(yǎng)兒童的情況屬于政策救助范圍內。他們協(xié)助當事人申請補貼，先解決經濟困難，并與對方溝通，將訴訟請求變更為撫養(yǎng)權的確認，協(xié)商在當事人未來沒有經濟能力的情況下，允許對方繼續(xù)撫養(yǎng)。當年7月，庭前調解程序完畢，這位視障人士在微信上發(fā)來感謝信。

談起法律援助工作站里接待過的當事人，張思彧明顯感覺到，多數(shù)是家事、勞務等法律糾紛。在這位年輕人看來：“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存在能夠協(xié)助化解社會上普遍性紛爭，以法律知識為工具，通過硬軟結合的方式，保障人們的權益。”

類似的法律糾紛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援助工作站案源庫里并不少見。自2017年以來，法律援助工作站招募專業(yè)志愿者近5900人次，開展法律咨詢、文書代寫、案件代理、基層普法等普法及法律援助志愿服務活動368場次，接待當事人共計1.8萬余人次，累計服務時長兩萬余小時，受理案件3600余件。

如何讓大量案源有序運轉、精準分發(fā)，成為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需要解決的難題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校團委法律援助工作站組建老師黃天浩提到，2017年，學校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整合了研究生法律援助中心、青年志愿者協(xié)會法律援助中心、準律師協(xié)會法律援助中心、農村與法治研究會一安法律援助中心等社團資源。在兩個校區(qū)分別設立工作站的值班室，統(tǒng)一收集案件源，分類整理后，由管理團隊完成案件梳理，并根據(jù)志愿者的專業(yè)方向，實現(xiàn)精準分流、精準匹配。

在案件分流樞紐中，工作站專業(yè)指導教師成為環(huán)節(jié)中的“把關人”，將進一步確定是否適合學生代理，并提供代理建議。若遇到復雜案件，由指導老師牽頭與律師協(xié)同把關，加強案源的分類指導。

基于工作站的流程創(chuàng)新，黃天浩提到，學校法律援助工作的資源進一步聚攏，管理更規(guī)范細致，也進一步擴大了影響力，探索出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案件處理層面的標準化建設方案。

一項走出校園的“最后一公里”法律援助實踐

“以前總覺得法治建設、法律事業(yè)等詞匯，對一個學生來說太遙遠。”李群英曾作為隊長，在前往山西呂梁的鄉(xiāng)村開展普法行動后，才切實感受到基層法律建設和服務的重要性。

在呂梁的多個村莊里，這支高校法律援助團隊挨家挨戶分發(fā)法律宣傳手冊，和村鎮(zhèn)人員開展一對一咨詢溝通，利用大廣播宣讀法律知識，對青少年開展普法的教育講堂。一位曾遭遇詐騙的奶奶告訴他們，因不懂法，自己糊涂地將身份證借給了他人，無故背上了一身貸款。“要是早一點遇到你們，我就不會被騙了。”

相較于在校園的普法行動，李群英深切體會到在只有一家律所的鄉(xiāng)村里，大部分百姓法律意識淡薄。“高校法律援助團隊可以到社會最基層，在‘最后一公里’開展普法活動，讓法律的網絡越織越密。”

近年來，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援助工作站組織了萬余名學生在新疆、甘肅、青海等省份的欠發(fā)達地區(qū)開展專業(yè)社會實踐；在線上，開通了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平臺，由志愿者定期與網絡咨詢者溝通，擴大服務的輻射范圍，創(chuàng)新服務形式。正如《關于加強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務工作的意見》強調要“創(chuàng)新志愿服務方式方法”，如今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援助工作站已經開展了不同形式的跨區(qū)域法律援助行動。

在線下，該校法學院法學專業(yè)2023級本科生朱泓宇作為值班人員，負責接待前來咨詢的當事人。在線上，朱泓宇在微博賬號上解答不同的法律糾紛問題。網購被騙、財產分割、中小微企業(yè)法務糾紛等，朱泓宇會一一梳理案件情形，提供訴請建議。

“了解社會百態(tài)，接觸真實案件，不僅能幫助更多人維護合法權益，也讓自己理解法律人的社會價值和責任擔當。”如今，這位00后的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志愿者正借助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網絡體系，幫助更多咨詢者。

從個案援助到育人案例庫的搭建

對于高校法律援助團隊來說，法律援助工作站也是育人“練兵場”。該校法學院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yè)2023級碩士研究生李博奧曾接待過一起勞務糾紛案件。當事人被調離重要崗位，被迫降低薪資，希望通過法律訴訟尋求相應賠償。多次咨詢后，當事人仍不滿意，最終未能如愿委托其代理。這讓李博奧開始反思援助工作的方式如何進一步優(yōu)化。

李博奧還曾接觸過一起工傷賠償案件。因當事人在高空作業(yè)時沒有綁定安全帶，地面工人沒有及時發(fā)現(xiàn)腳手架螺絲松動，導致作業(yè)工人從高處摔傷，造成手部嚴重骨折。此案件的復雜之處在于，不同地方工傷賠償標準不一，且此事故不確定能否被認定為工傷，以及如何評估兩個涉事方在案件中的過錯占比等。

李博奧和團隊咨詢了工作站老師，與律師溝通案件，并去當?shù)叵嚓P部門詳細咨詢，查找案例，進一步確定認定工傷以及賠償標準。“與課堂的文本不同，在處理現(xiàn)實案件中需要自己明確適用的法律條文，梳理證據(jù)材料，尋找細節(jié)信息，從而協(xié)助團隊做出進一步的法律評估。”

類似復雜且有評估難點的案件被工作站收集了起來。研究生法律援助中心專業(yè)指導教師梁澤宇介紹，從2023年起，工作站成立了專案組的工作機制，收集有典型意義的案件，并以討論會或者課程等形式與學生進行解析。

在專案組，已匯集了不少當今社會熱點爭議問題。如養(yǎng)老院摔傷老人的賠付糾紛、樓房漏水糾紛等。梁澤宇提到，工作組會對一類案件進行梳理，整理證據(jù)固定的參考性流程，以及法律判決的一般性規(guī)律，并將以典型案例書籍的方式面向社會出版。

“借助工作站，我們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指導學生總結辦案方法，為法律人才的培養(yǎng)提供豐富的案件資源。”梁澤宇提到，以工作站為基礎，在育人體系上設置了從本科生整理案源到研究生代理案件的分層培養(yǎng)機制；打造了案例研討培訓課程，階段性提升志愿者的專業(yè)素養(yǎng)；借助學校“青春講師團”的平臺組織工作站志愿者進行宣講，營造法律援助的校園氛圍。

工作站還多次邀請律師、檢察官、法官前來為志愿者們講案例、談做人。梁澤宇認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育人不僅要覆蓋專業(yè)法律技能，更要在人格塑造下功夫。“我們希望參加法律援助工作的學生，把學問做扎實了，為人處世也需更正直。”

正是受益于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育人體系，不少年輕一代法律人才正在崛起。如今，李博奧已成為研究生法律援助中心組織的負責人，一年時間里完成了200多起案源的審查，累計服務時間達到740多個小時。他的目標是希望化解更多基層糾紛案件，“讓每一個人得到公平正義”。

《關于加強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務工作的意見》中明確，到2025年，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務工作機制基本健全，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規(guī)范化建設基本完成。

對于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援助工作站來說，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還有不少新課題：繼續(xù)進社區(qū)進鄉(xiāng)鎮(zhèn)，到法律人才短缺的地區(qū)開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務；持續(xù)整合法學專業(yè)、社會學、心理學等相關專業(yè)或者通曉特殊語種、手語的志愿者，未來將進一步提供更多高校法律援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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